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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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

在百家争鸣的年代,杨朱、墨翟的主张大行其道,孟子站出来“铁肩担道义”,以攻击杨、墨异端为己任;宋代的异端变成了佛教和道教,二程接起孟子的重担,矢志驱散佛、道的阴霾,使儒家圣学的光芒照耀天下。诚然,这都是思想史上的事实,只不过是站在儒家立场上所看到的。

杨朱主张“为我”,墨翟主张“兼爱”,佛教教人解脱于轮回苦海,道教教人白日飞升、羽化成仙,这些迥异的论调同属儒者眼中的异端邪说,是早已被儒家经典定了性的坏思想。于是出现了另一个荒诞的现象——《别湛甘泉序》继而谈到,当今儒者都知道贬低杨、墨,摈斥佛、道,貌似圣人之道大明于世,然而现实状况是,非但一个圣人都寻不到,当今儒者甚至连杨、墨、佛、道这些异端都不如。学杨朱至少知道“为我”,学墨翟至少知道“兼爱”,学佛至少究心性命,学道至少清静自守,而学儒的这些人只晓得字面上的章句训诂。

荒诞当然也是有原因的,王守仁的解释是,杨、墨、佛、道这些异端,究其初衷,也是为了学仁义、求性命之理,只是努力而不得其道,走偏了路而已;而今天的儒家弟子们,求学的初衷根本就无关仁义性命,都说圣人之道劳苦而无功,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,于是只在字面上做文章。所以说当下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记诵词章之习。

继而王守仁谈到自己的求学经历,说自己早年陷溺于邪僻二十年——这是指溺于任侠、词章的那段经历,在今天看来显然构不成所谓邪僻——然后又溺于佛教与道教,最后终于有所觉悟,沿着周敦颐、程颢的学说探究圣学的门径,若有所得。但这条正途竟然走得很孤独,只有一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与之切磋学术。只有在遇到湛若水之后,他的学术志向才真正坚定下来,所以说湛若水对他的助益怎么估量都不为过。而湛若水的学术方向,一言以蔽之,就是“务求自得”。

所谓“务求自得”,意即学问不是由书本到书本,不是为了考中科举或其他什么目的,而仅仅要从内心真正体悟圣学的真谛,换言之,即“古之学者为己”,以区别于芸芸众生的“今之学者为人”。

正是出于这个缘故,王守仁感到自己和湛若水的肩上担负着沉重的使命:作为真正窥见圣学正途的极少数孤独者,他们有义务传播正学、消灭伪学,将这个误入迷途的世界从伪学的羁绊中拯救出来。而两人这一次分别使扶正祛邪的事业越发显得任重而道远了。

至此我们应该可以理解,《别湛甘泉序》篇幅虽然不长,内容在当时却堪称劲爆,这不啻于一篇向全世界宣战的檄文,全部主流的意识形态尽在王守仁的讨伐之列。最令时人恼火的是,王守仁竟然说当世儒者连杨、墨、佛、道异端分子都还不如,这真是肆无忌惮的侮辱和挑衅啊!

湛若水走了,黄绾也未能久留京城。正德七年(1512年)这个多事之秋,黄绾告病回乡,王守仁赠诗有说“古人戒从恶,今人戒从善。从恶乃同污,从善翻滋怨”(《赠别黄宗贤》),诗句很是写出了荒诞感:没想到劝人向善的讲学竟然招致如此多的责难,难道同流合污才是时代主旋律吗?

三人已去其二,王守仁也无法独善其身。在屡经调职之后,他终于在十二月间由京官外调,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,要到滁州赴任。这正是官场上最常见的明升暗降的手段,以名义上的加官进爵换得异端分子的投闲置散。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,唯有远离了权力中心,远离了名利场厮杀最烈的舞台,王守仁的“异端学说”反而可以卸下重负,杀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所以朝廷错了。依照集权政治的一般规则,应将大兴隆寺的三人小集团横加拆散,要将小集团的主将安置在天子脚下严加看管——历代明智的帝王对待宗教与思想领袖一贯采用这种手法,放任他们离开京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放虎归山。所以我们要感谢武宗皇帝的荒唐,感谢正德朝廷的混乱,唯其如此,王守仁这头猛虎才有了咆哮山林、撼动天下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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