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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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

《大学》讲“知止而后有定”,依照朱熹的解释,“止”就是至善的所在之处,那么,人只要知道了至善在哪里,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,不会迷茫了。而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,天理是属善的,人欲是属恶的,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就是一个去恶向善的过程。当一个人的心里人欲灭尽,纯然只有天理的时候,自然就是至善无恶的状态,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讲的“大公无私”,这是人们应该努力去追求的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。

朱熹又讲“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”,即万事万物——譬如竹子或随便什么东西——莫不蕴含着天理或终极真理,王守仁却有不同的见解,这正是徐爱接下来所讨教的问题。

这里有必要援引《传习录》原文:

爱问:“‘知止而后有定’,朱子以为‘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’,似与先生之说相戾。”先生曰:“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,却是义外也。至善是心之本体,只是‘明明德’到‘至精至一’处便是,然亦未尝离却事物,本注所谓‘尽夫天理之极,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’者得之。”(《传习录·上》)

这里涉及朱熹与王守仁很核心的一个分歧。王守仁有过“格竹子”失败的体验,对朱子的格物论很不以为然。王守仁的观点是,如果像朱熹说的那样,万事万物皆蕴含天理,这就相当于“至善”要到我心之外的万事万物上去寻。这完全搞错了方向,因为道德不可能是外在的,而只能是内在的,所谓至善,只在自己的心里,是“心之本体”。

所谓“本体”,我们不能做西方哲学之本体论的理解,它是指“原本的状态”,或者用一个禅宗爱讲的词:“本来面目”。“本体”“义外”这些词都是阳明心学里很常见的概念,无论如何都避不开。

王守仁说朱熹的方法是向外寻求至善,这是“义外”。不熟悉儒学背景的话就不会晓得这是一句何等狠辣的攻讦。“义外”是百家争鸣时代告子提出的命题,被孟子当作异端邪说狠狠地批判过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。所以,说朱熹是“义外”,就等于说他非但不是醇儒,甚至是告子异端那一派的,这在当时真是惊世骇俗的说法,也真有欺师灭祖的罪过。

更有讽刺意味的是,当初朱熹听闻陆九渊去世的消息,发出过一声盖棺论定式的叹息:“可惜死了告子。”在心性问题上,告子曾是孟子最重要的论敌,正如陆九渊是朱熹最重要的论敌,所以朱熹这句话无疑是以孟子自居,一面将陆九渊贬损为告子异端,一面流露着郢人不再、无以为质的哀伤。

朱熹将陆九渊比作告子,理由之一就是两人的主张同属于“义外”。终于风水轮流转,这回王守仁反而将“义外”“告子异端”这些标签一并贴在朱熹身上。

至于王守仁所谓“至善”就是“心之本体”,意味着我们的心的原始状态就是至善的,就是只有天理而没有一毫人欲的。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见解,因为从这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衍出一个惊人的结论:我们所有人生来都是圣人。阳明心学之所以振奋人心,与这个命题的关系最大。所以后来阳明弟子说“看到满街都是圣人”,理论根源就在这里。

那么,天理究竟何在呢?

如果天理就是至善的话,那么以今天的知识来看,善恶只是人类社会的伦理观念,是由风俗形成的,而且善恶的标准总是因时因地而异,所以在竹子之类的东西上肯定找不出善的成分。同样,善恶也不在我们的心里,不是我们的先天特质,而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在潜移默化中灌输给我们的。所以,探究善恶问题,只能从社会结构上着手,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手段。

当然,古人没有这样的见识,朱熹和王守仁都相信至善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预设,而人之所以有恶,首先是因为气禀的差异,正如人天生便有智力差异和形体健全程度的差异一样,其次是因为私欲的遮蔽,因为感官受到外物的不良诱惑所致。

至善既然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客观存在,我们这些被私欲遮蔽了至善的人又该怎样认识到它呢?朱熹的经典方法是,不断去穷究一事一物背后的至理,由积少成多而触类旁通,最后豁然贯通,洞见宇宙万物的终极真理。这是一种很有自然科学方法论色彩的见识,但是,“至善”到哪里去了?

朱熹果然还有另外的说法:终极真理不仅仅是客观的实然规律,更是应然的道德导向。格物,便是对一事一物所蕴含的道理穷究不已,不但要知其然,还要知其所以然。譬如格一下皇帝,就会发现做皇帝应当以仁为极致,为何如此呢,是因为……;再如格一下臣子,就会发现做臣子应当以敬为极致,为何如此呢,是因为……。于是皇帝之仁、臣子之敬,乃至我们每个人心中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,这一切穷究到底的话,都是天理昭彰。如果每个人都由格物致知的功夫达到这样的认识,即每个人都摆脱了私欲,一言一行都依据天理,世界该何等有序、何等美好!

于是我们就会看到朱熹哲学的模糊性:他所谓的格物致知如果仅仅针对客观世界的话,完全可以自圆其说,今天所有的科学工作者——无论在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领域——可以说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认识世界的,然而朱熹偏偏要引入道德价值,于是情形就近似于牛顿当时所做的事情:他发现了宇宙万物之所以如此运转的基本力学原理,因此证明上帝作为“第一推动”的存在,相应证明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的道德意义。

我们能够想象,用朱熹的方法格竹子确实能够格出一些生物学上的客观知识,但确实格不出任何道德意义来。而王守仁是从纯然的道德意义上理解朱熹版格物致知的,格竹子竟然格不出道德的所以然来,这当然会让他恼火。从这个角度上,王守仁对朱熹发出的质疑也确实是很有力的,朱熹的那套办法纯属“义外”,竹子何曾蕴含着道德价值?推而广之,万事万物又何曾蕴含着道德价值?一切道德价值都存在于人心,只是会表现在人和万事万物的关系上罢了。所以,寻求天理,或者说寻求至善,唯一的途径便是反求诸己,从自己的内心去体认,一切向外的路都是歧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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