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王阳明·一切心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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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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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四

是年京城出了一件大事:越发贪玩好奇的武宗皇帝迷上了藏传佛教,派遣太监刘允远赴西藏迎请活佛,为此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。

这种事情倘若发生在别人身上,譬如以佞佛著称的梁武帝,总还有几分虔诚的心在,但武宗的心思只会牵挂着传说中密宗活佛的神秘法术,这是最让儒家士大夫感到不安的地方。这倒也不能苛责武宗,毕竟密宗活佛的广大神通直到今天也使很多人着迷。

儒家官员连番上书劝阻,王守仁虽然远在南京,也写了一篇《谏迎佛疏》试图使武宗回心转意。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韩愈在唐宪宗年间写下的那篇名文《谏迎佛骨表》,但两篇文章对照之下,我们会发现王守仁全没有韩愈那种直言无隐、甘犯龙颜的骨鲠姿态,而是循循善诱,极尽温柔婉转之能事。

然而文章写成之后,不知为何,王守仁并未将它呈递上去。于是,《谏迎佛疏》俨然是一株岩中花树,当时虽未能与武宗的心一同明朗起来,却可以启发弟子与后人,至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洗脱心学即禅学的嫌疑:

臣自七月以来,切见道路流传之言,以为陛下遣使外夷,远迎佛教,郡臣纷纷进谏,皆斥而不纳。臣始闻不信,既知其实,然独窃喜幸,以为此乃陛下圣智之开明,善端之萌蘗。郡臣之谏,虽亦出于忠爱至情,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从起。是乃为善之端,作圣之本,正当将顺扩充,逆流求原。而乃狃于世儒崇正之说,徒尔纷争力沮,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,忽而不省矣。愚臣之见独异于是,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。诚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恳至,不徒好其名而必务得其实,不但好其末而必务求其本,则尧、舜之圣可至,三代之盛可复矣。岂非天下之幸,宗社之福哉!臣请为陛下言其好佛之实。

陛下聪明圣知,昔者青宫,固已播传四海。即位以来,偶值多故,未暇讲求五帝、三王神圣之道。虽或时御经筵,儒臣进说,不过日袭故事,就文敷衍。立谈之间,岂能遽有所开发?陛下听之,以为圣贤之道不过如此,则亦有何可乐?故渐移志于骑射之能,纵观于游心之乐。盖亦无所用其聪明,施其才力,而偶托寄于此。陛下聪明,岂固遂安于是,而不知此等皆无益有损之事也哉?驰逐困惫之余,夜气清明之际,固将厌倦日生,悔悟日切。而左右前后又莫有以神圣之道为陛下言者,故遂远思西方佛氏之教,以为其道能使人清心绝欲,求全性命,以出离生死;又能慈悲普爱,济度群生,去其苦恼而跻之快乐。今灾害日兴,盗贼日炽,财力日竭,天下之民困苦已极。使诚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,岂徒息精养气,保全性命?岂徒一身之乐?将天下万民之困苦,亦可因是而苏息!故遂特降纶音,发币遣使,不惮数万里之遥,不爱数万金之费,不惜数万生灵之困毙,不厌数年往返之迟久,远迎学佛之徒。是盖陛下思欲一洗旧习之非,而幡然于高明光大之业也。陛下试以臣言反而思之,陛下之心,岂不如此乎?然则圣知之开明,善端之萌蘗者,亦岂过为谀言以佞陛下哉!陛下好佛之心诚至,则臣请毋好其名而务得其实,毋好其末而务求其本。陛下诚欲得其实而求其本,则请毋求诸佛而求诸圣人,毋求诸外夷而求诸中国。此又非臣之苟为游说之谈以诳陛下,臣又请得而备言之。

夫佛者,夷狄之圣人;圣人者,中国之佛也。在彼夷狄,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;在我中国,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,犹行陆者必用车马,渡海者必以舟航。今居中国而师佛教,是犹以车马渡海,虽使造父为御,王良为右,非但不能利涉,必且有沉溺之患。夫车马本致远之具,岂不利器乎?然而用非其地,则技无所施。陛下若谓佛氏之道虽不可以平治天下,或亦可以脱离一身之生死;虽不可以参赞化育,而时亦可以导群品之嚣顽;就此二说,亦复不过得吾圣人之余绪。陛下不信,则臣请比而论之。臣亦切尝学佛,最所尊信,自谓悟得其蕴奥。后乃窥见圣道之大,始遂弃置其说。臣请毋言其短,言其长者。夫西方之佛,以释迦为最;中国之圣人,以尧、舜为最。臣请以释迦与尧、舜比而论之。夫世之最所崇慕释迦者,慕尚于脱离生死,超然独存于世。今佛氏之书命载始末,谓释迦住世说法四十余年,寿八十二岁而没,则其寿亦诚可谓高矣;然舜年百有十岁,尧年一百二十岁,其寿比之释迦则又高也。佛能慈悲施舍,不惜头目脑髓以救人之急难,则其仁爱及物,亦诚可谓至矣,然必苦行于雪山,奔走于道路,而后能有所济。若尧、舜则端拱无为,而天下各得其所。惟“克明峻德,以亲九族”,则九族既睦;平章百姓,则百姓昭明;协和万邦,则黎民于变时雍;极而至于上下草木鸟兽,无不咸若。其仁爱及物,比之释迦则又至也。佛能方便说法,开悟群迷,戒人之酒,止人之杀,去人之贪,绝人之嗔,其神通妙用,亦诚可谓大矣,然必耳提面诲而后能。若在尧、舜,则光被四表,格于上下,其至诚所运,自然不言而信,不动而变,无为而成。盖“与天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其吉凶”,其神化无方而妙用无体,比之释迦则又大也。若乃诅咒变幻,眩怪捏妖,以欺惑愚冥,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极诋,谓之外道邪魔,正与佛道相反者。不应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,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诋者也。陛下若以尧、舜既没,必欲求之于彼,则释迦之亡亦已久矣;若谓彼中学佛之徒能传释迦之道,则吾中国之大,顾岂无人能传尧、舜之道者乎?陛下未之求耳。陛下试求大臣之中,苟其能明尧、舜之道者,日日与之推求讲究,乃必有能明神圣之道,致陛下于尧、舜之域者矣。故臣以为陛下好佛之心诚至,则请毋好其名而务得其实,毋好其末而务求其本;务得其实而求其本,则请毋求诸佛而求诸圣人,毋求诸夷狄而求诸中国者,果非妄为游说之谈以诳陛下者矣。

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圣人,以求释迦之诚而求诸尧、舜之道,则不必涉数万里之遥,而西方极乐,只在目前;则不必縻数万之费,毙数万之命,历数年之久,而一尘不动,弹指之间,可以立跻圣地;神通妙用,随形随足。此又非臣之缪为大言以欺陛下,必欲讨究其说,则皆凿凿可证之言。孔子云:“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”“一日克己复礼,而天下归仁。”孟轲云:“人皆可以为尧、舜。”岂欺我哉?陛下反而思之,又试以询之大臣,询之群臣。果臣言出于虚缪,则甘受欺妄之戮。

臣不知讳忌,伏见陛下善心之萌,不觉踊跃喜幸,辄进其将顺扩充之说。惟陛下垂察,则宗社幸甚!天下幸甚!万世幸甚!臣不胜祝望恳切殒越之至!专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闻。

熟悉《孟子》的读者一眼便会看出,这篇文章简直就是孟子说齐宣王的翻版。

齐宣王称自己贪财好色,孟子一概顺着他说,贪财是好事,将贪财之心发展,全国百姓都会过上富足的日子;好色也是好事,将好色之心发展,全国将不会再有孤男寡女。王守仁一开篇就在顺着武宗的心意说:“迎佛是好事,那些劝阻的人都没能体察陛下的向善之心。我跟别人不一样,我是站在陛下这一边的,我不担心您爱好佛教,只担心您爱得不够。”

将欲取之,必先予之。这样的开头,是战国游辩之士的典型风格。文章先要肯定的是,武宗应佛怀有良善的初衷,希望以佛法修养性命、普度众生。这样的谎言属于儒家传统里的“为尊者讳”,王守仁哪会不晓得武宗只是贪玩呢?只不过这样一顶高帽子戴下去,这个皇位上的顽童总会容易听劝一些吧。

接下来论证的是,既然有这样的良好初衷,那么与其崇佛,不如崇儒。理由是,佛是夷狄之圣人,圣人是中国之佛,所以推崇儒家的圣人也就等于在崇佛了。而之所以崇儒优于崇佛,是因为两者都有本土适应性。譬如船与车都是很好的交通工具,但前者适于水而不适于陆,后者相反,在中国行佛教恰似陆地行舟,不可能有好结果的。

当然,这些道理对武宗而言都无足轻重,故此王守仁还需要再做分析:“退一步说,如果陛下崇佛不为治国平天下而只为修养性命的话,学佛也不如学儒。因为佛经所载,佛陀的寿命是八十二岁,而儒家经典有记载说,舜活到一百一十岁,尧活到一百二十岁。佛陀虽然有舍身以助人急难的壮举,但总要苦行于雪山,奔走于道路,而尧舜垂拱无为,天下便各安其所。”

对于这样的比较,佛教徒肯定不会服气,但无论其是非对错,依然不是武宗最关心的问题。于是接下来,王守仁终于略略搔到痒处:“至于那些神通法术,原是佛教极力抵制的东西,称之为外道邪魔,那么,一个爱好佛教的人总不该去追求佛教所抵制的东西吧?”

神通确实是佛教典籍里一个很让人费解的问题,一方面有明文禁止,一方面又有大量关于神通的记载,而在凡夫俗子的心里,得道高僧总该是有些神通的。僧人们既从神通的传闻里得到了许多实际的好处,譬如更多的供养,也受过神通的致命牵累,譬如在战争中被守城将领限令不得离城。

藏传佛教又属于佛教全部宗派中最具神秘感的一支,名为密宗,有太多令中原人士感到神秘莫测的奇能异术。著名者如拙火定,修成之后可以使身体产生一种奇异的热能,赤膊便可以禁受青藏高原上的严冬天气。古代藏区物资匮乏,御寒不易,所以这是一项实用性很强的神通。当然,今天我们可以免受修炼之苦,用一套加厚羽绒服达到同样的效果。而拙火定练到最高级别就会令今天的技术手段望尘莫及了,它可以使室外三四丈方圆的积雪全部融化,更可以使人入水不溺,入火不焚,游行灵空,如履平地。

异域神通会令武宗着迷,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事情,至于这些神通究竟是佛教正法还是外道邪魔,武宗其实不在意。所以同样可以想见的是,即便王守仁这篇奏疏真的呈递上去,也不可能会有任何收效。他只是一心想把武宗的心从崇佛引向崇儒罢了:“陛下只要以求佛之诚而求诸儒家正道,则既不必跋山涉水,亦不必耗费民财,做圣人岂不是容易得多?”

这依然是关于“立诚”的阐发,只不过把道理讲到了皇帝头上。至于成圣成贤是否真的那么容易,王守仁引述了三句语录:孔子有说“我欲仁,斯仁至矣”,“一日克己复礼,而天下归仁”,仁是孔子提出的儒家最高境界,这境界虽高却可及;孟子有说“人皆可以为尧、舜”,圣人是人人都可做的,只看你有没有诚意去做罢了。

这三条语录分别出自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,都是读书人人人背得的名言。于是一个隐含的问题是,只要我们认真地看待经典,就会知道做圣贤不是什么高不可攀、遥不可及的壮举,而世人为什么一边背诵着这些名言,一边将圣贤遥尊于九天之上,绝没有自己成圣成贤的意图呢?

孔子和孟子的名言分明给自己的主张做了清晰的背书,任何对儒家典籍抱有诚挚之心的人都没理由反对自己,显然,在王守仁看来,世人所缺的不是典籍,不是解读,而仅仅是一份诚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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