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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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

如果此时发出一句龙场的追问:“圣人处此,更有何道?”倘若孔子、孟子处在这个处境,他们会怎么做呢,他们会颁布保甲、连坐的政策吗?

孟子其实很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:“行一不义,杀一不辜,而得天下,皆不为也。”换作康德的表述方式:“仁义也好,人命也好,都只能是目的,而不能是手段,为了所谓‘更大的善’而牺牲无辜者是不道德的。”

王守仁不熟悉康德,但肯定熟悉孟子,何况保甲、连坐在儒家视野里分明属于暴秦之苛政,是儒家的死对头商鞅搞出来的法家路线,儒家怎么可以这样呢?让十家互相监督,这会使儒家推崇的睦邻关系荡然无存,就算因此赢得一时的战争,而深深败坏了的世道人心百世都难以恢复。

站在儒家的立场上,可想而知会有如此这般的反对意见。

而反观法家经典,《商君书·说民》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奸民治民的理论:“邻里亲睦友善,这就会彼此遮掩过失,所以表彰良民只会对国家不利;而使民众彼此疏远、互相监督的话,他们越奸就对国家越有好处。”

法家治国,标榜的是编户齐民,全国百姓只是一盘散沙,彼此小心防范,只会揭发、检举而不会团结,全无凝聚力可言,这才最便于集权君主的统治。毛泽东有诗说“百代都行秦政法”,散沙精神和麻将精神于是成为两千多年来最深刻的国民性。儒家的经典方针是修齐治平,以由己及人的感化力量为核心,表彰的是宗族聚居的亲善睦邻的生活方式。所以王守仁的十家牌法无论怎么看,都在和儒家唱反调,都在与法家名人中最为儒者所不取的商鞅站在同一条战线。

虽然自宋代以来儒家阵营里总是有王道和霸道的对垒,朱熹当时就迎战过事功一派的陈亮、叶适,即便是以富国强兵为主张的事功派儒家,所推崇的也不过是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汉武帝、唐太宗,谁也不曾堕落到商鞅那里。王守仁在讲学过程中也屡屡提及王霸义利之辨,连事功派的霸道主张都不以为然,然而他真正做起事来竟然是纯正的法家路数,这真有一点匪夷所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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