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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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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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

十九

当桶冈平定的消息传到浰头,池仲容真正开始紧张起来,暗中加强战备,深沟固守,之所以要暗中进行,是因为自己已经向王守仁表达了向善的“诚意”,总不好堂而皇之地摆出防范姿态。

王守仁也不去撕破脸面,只是以绵里藏针的手段再派人去送慰问品。池仲容总不好将送礼的人拒之门外,当下随机应变,推说卢珂等人和自己有深仇,他们既有了官府做靠山,正准备兴兵来浰头寻仇,自己不得不防。

王守仁将计就计,移文狠狠申饬了卢珂,甚至派遣官兵伐木开道,做出讨伐卢珂的准备,而卢珂兄弟此时赶到赣州,向王守仁报告浰头情势,一场苦肉计就这样上演了:公堂之上,王守仁假作愤怒,历数卢珂挑拨离间、擅自备兵寻仇的罪状,对他施以杖刑之后收监系狱,同时部署官军,准备尽斩卢珂属下。

当然,一切都是演给池仲容看的,王守仁阴纵卢珂之弟回营备战,继而安排城里张灯结彩,打造一派多年未有的太平盛世的热闹光景。而池仲容能否入彀,还要看新一轮慰问使的表演。

使者带着新年的历书再去浰头招抚——历书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东西,用谁的历法就相当于承认谁的统治地位。往往前朝遗民不肯奉新朝正朔,以此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表态。叛军如果有了政治抱负,往往颁布新的年号和历书,标榜独立政权的地位。当时浰头反叛,已经照猫画虎地搞出了自己的一套政府班底,俨然一副与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姿态,所以接受明朝的历书就有退让的意思在,而王守仁派人来送历书也是一种示好和有心招抚的暗示。

这一件件事都在给池仲容的戒心卸防,当使者顺理成章地提出要他进城答谢的要求时,他便真的离开山寨,进城去见王守仁了。

池仲容精心挑选了九十三名悍匪一同启程,抵达赣州之后,将众人安置在城外教场,只带几名贴身护卫进城。这真是惊人的举动,那么,究竟该怎样解读池仲容发出的信号呢?倘若横水、桶冈未平,池仲容当然可以有这样的胆色,因为王守仁一旦对他不利,只会坚定横水、桶冈各路叛军的固守之心,但此时此刻三大叛军只剩下浰头一支,王守仁要杀他的话不必有任何顾虑,更何况他的兄弟已经在王守仁的手上。

也许池仲容真的动了投诚的念头,特地以这样的行为表达十足的诚意以及对王守仁十足的信任;也许他笃定王守仁不敢贸然下手,因为一旦杀了他,官军便再没法攻克浰头;也许他就是艺高人胆大,不很将王守仁放在眼里……不管是哪一种原因,我们都已经无从知晓了。

站在王守仁的角度来看,这倒真是擒斩池仲容最好的时机。匪首或多或少都有马克思·韦伯所谓的卡里斯玛型人格,凭着个人魅力不断吸引着追随者和拥戴者们,所以只要失去领袖,部众就会迅速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境,要么堕落为乌合之众,不堪一击,要么会有几名骨干分子借机争夺头把交椅,于是或火并,或分裂。这是历史一再为我们展现的人类行为模式,王守仁不可能不知道。

王守仁的反应却出乎人们的意料,只是笑脸相迎,对池仲容说:“你等如今都是改过自新的良民,怎么不一起进城呢,难道对我还有所怀疑不成?”池仲容惶然听命,显然有些意外,但他被引到祥符宫临时住所之后,见那里屋宇整洁,不禁喜出望外,最后一点戒心就此打消殆尽。

似乎此时此刻王守仁并未真的决意要杀池仲容,但等池仲容一行人住进祥符宫,舆论的压力便骤然而至了。这些二十年来杀人越货的强盗竟然变成了官府的贵客,大摇大摆在赣州城里游逛,在热火朝天迎新年的气氛里“与民同乐”,这深深伤害了赣州百姓的感情,而被派去祥符宫向这些悍匪教授礼仪的人也发来负面的反馈,这一切终于坚定了王守仁的杀意。

于是,池仲容两番辞归都被王守仁设计拖延。正月初二,王守仁派人在祥符宫里杀猪宰羊,筹备第二天的盛宴,而就在当夜,一众甲士忽然掩杀进来,一直杀到天明,池仲容和他那九十三名护卫无一得脱。

这是一场不甚光彩的屠杀,王守仁当日无法下箸,晕眩呕吐,为自己终不能感化这些悍匪而深深懊恼。

以上是《年谱》的说法,而据王守仁在《浰头捷音疏》里自己的说辞,一切疑兵、缓兵之计并非为了感化悍匪,而是为了等待兵马就位。当正月三日兵马就位之后,王守仁在赣州府衙设宴款待池仲容一干人等,出伏兵尽擒其党,然后经过审讯程序,待案犯一一服罪之后,再将其收押入狱。正月初七,各哨并进,至三月初八日彻底荡平浰头各寨。

哪个版本更加真实可信,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。依常理讲,王守仁荡寇虽极尽诡诈之能事,上表自述总不会欺君,至于以忠厚见称的钱德洪是如何访得祥符宫的往事载于《年谱》,据说是得自王守仁的重要谋士龙光的回忆,言之凿凿。当然,如果池仲容能写出一部回忆录的话,事情也许又会有一个迥然不同的新版。

而在情感上,仅仅在情感上,今天的读者更愿意接受哪个版本呢——无论怀着毫无保留的心抑或勉为其难的态度?如果我们依循《传习录》的教诲,依循王守仁一切讲学当中的教诲,当我们处在类似境况的时候,我们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断呢?乔治·奥威尔有一篇评议圣雄甘地的文章,开篇便提到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:“在多大程度上他参与了政治而损害了自己的原则呢,因为政治的本质决定不能脱离胁迫和欺诈。”

或许甘地在“立诚”的原则上做得比王守仁好,尽管他从不知道这个儒家概念。作为一个素食主义者,他“至少有三次宁愿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死掉,也不愿意按照医生的处方让他们进食动物食品。不错,死亡并没有像当初害怕的那样发生,并且甘地——你可以猜想,大概来自对立面的强大道义压力下——总是让病人自己选择,是否以犯下罪过为代价延长生命。但是,如果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的话,他仍旧不会进食动物食品,不论这会带来多大的危险。他说,在我们为了要活命而采取的行动中,应该有一定的限度。”

就甘地这一道德原则本身来说,换言之,当它以一种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,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在情在理,为求活命当然不能不择手段,譬如我们不应该为了活命而吃掉自己的亲人。问题仅仅在于,甘地所谓“一定的限度”比我们普通人为自己所设的限度要严苛很多。

1938年,甘地就纳粹德国所发生的灭犹事件发表看法,他对犹太人提出了一个相当惊人却在他的价值观里一以贯之的策略:“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,这‘就会唤起全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注意’。”战后他为自己辩护说,反正犹太人要被杀死,不如死得有意义。……甘地不过是在说老实话而已。你如果自己不准备杀人,那么你必须经常准备有人会以其他某种方式丢命。1942年他号召对日军入侵实行非暴力抵抗时,他承认这可能会造成好几百万人死亡。(《甘地随想录》)

所谓有识之士,顾名思义,总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见解,不会泯然于众,或者说,不会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接受,甚至在未来的很多个时代都不被接受。他们要想活得舒服一些,就必须拿出“乡愿”精神,至少表面上对主流价值观表示出真诚的认同。

倘若王守仁熟识甘地的话,至少会赞赏他的“狂者胸次”。而甘地这般一以贯之的对原则的坚守,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,无论如何都要算是“立诚”与“知行合一”的典范了。

倘使甘地换在王守仁的位置,一定比后者更少纠结,或者说心安的程度一定更高;甘地一生也过着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日子,只不过他所理解的天理不同于朱熹与王守仁所理解的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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