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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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

让我们回到王守仁刊行《大学古本》的正德十三年(1518年),同时刊刻的还有一部重量级作品:《朱子晚年定论》。这部书成为王守仁当时对抗“旧世界”最有力的一件武器,特点是以朱熹反朱熹,让那些站在朱子理学立场攻击阳明心学的人哑口无言,举着刀枪剑戟却无处下手。

《朱子晚年定论》后来被收入《传习录》下卷,王守仁作序言:

洙、泗之传,至孟氏而息;千五百余年,濂溪、明道始复追寻其绪;自从辨析日详,然亦日就支离决裂,旋复湮晦。吾尝深求其故,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乱之。

守仁早岁业举,溺志词章之习,既乃稍知从事正学,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,茫无可入,因求诸老、释,欣然有会于心,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!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,而措之日用,往往缺漏无归;依违往返,且信且疑。其后谪官龙场,居夷处困,动心忍性之余,恍若有悟,体验探求,再更寒暑,证诸《五经》《四子》,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。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,而世之儒者妄开窦径,蹈荆棘,堕坑堑,究其为说,反出二氏之下。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!此岂二氏之罪哉!间尝以语同志,而闻者竞相非议,目以为立异好奇。虽每痛反探抑,务自搜剔斑瑕,而愈益精明的确,洞然无复可疑;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,恒疚于心,切疑朱子之贤,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?及官留都,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,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,痛悔极艾,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,不可胜赎。世之所传《集注》《或问》之类,乃其中年未定之说,自咎以为旧本之误,思改正而未及,而其诸《语类》之属,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,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,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,不过持循讲习于此。其于悟后之论,概乎其未有闻,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、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事也乎?

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,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,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,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,竞相呶呶,以乱正学,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。辄采录而裒集之,私以示夫同志,庶几无疑于吾说,而圣学之明可冀矣!

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,后学余姚王守仁序。

序言首先梳理出儒学道统的简要脉络:孟子之后,道统中断,及至宋代,才有周敦颐、程颢做出传承,自此以后,对儒学的辨析越发详细,而儒学的要领反而被湮没了。之所以如此,主要因为后世儒者太多话。

序言继而从个人的治学经历谈起:“我早年学的是举业,后来兴趣转向了文学,再以后才稍稍知道要学儒家的正统学术,这才发现这个领域里观点太多太杂,茫茫然寻不到入手处,于是转向佛教、道教,欣然有所得,以为圣人之学就在其中。但佛教、道教的学问毕竟和孔子之学有出入,验之于日常生活,总觉得有些不对。直到我被贬到龙场,这才恍然悟出了儒家宗旨,一一验之经典,豁然贯通。我终于知道圣人之道其实是一条平坦、宽阔的大路,都怪后儒发明了各种古怪的理论,反而把这条大路弄得荆棘丛生、歧路纷呈,连佛、道两家都不如了。所以说,不该埋怨佛、道两家蛊惑人心,要怪就怪这些遮蔽儒家正途的内部人士好了。”

读到这里,我们显然会相信王守仁不点名地批评了朱熹,但序言内容忽然有了一个转折:“我将这些心得讲出来,没想到大家竞相非议,都说我标新立异乱讲话。我每每认真反省,想找出自己究竟错在哪里,但找来找去,越发坚信自己没错,只是从感情上说,不太愿意相信是朱熹错了。以朱熹这样的贤者,难道真没看清儒家正道吗?及至我在南京任职,仔仔细细再读朱熹著作,忽然有了重大的发现,原来朱熹晚年才找到真理,于是痛悔以前的错误,甚至认为自己犯下的自欺欺人的罪孽实在太深,再怎样做都无法赎罪。所以,世间流传的朱熹所著之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《四书或问》之类,都是他中年的错误见解,他晚年想要修改却来不及了。至于《朱子语录》,不过是朱熹的门人弟子以争强好胜之心掺杂己见所编订的,根本不足为凭。后世学人囿于见闻,将朱子中年时期的错误见解奉为至宝,所以才会非议我的儒学领悟,殊不知我的领悟和朱熹晚年的领悟一般无二。”

因着这个缘故,王守仁将朱熹“晚年”与友人论学的三十四封书信汇编成册,刊印出版。确实在这些书信里,朱熹认识到往昔的“支离”之病,又因为患了眼疾,不能多看书,只常常冥目静坐,却发现这对收敛身心很有益处,更懊悔以往讲论文义太多,疏于日用工夫,以及“为学之要,只在着实操存,密切体认,自己身心上理会”……

这些书信一直都藏在朱熹的文集里,只是多年来无人理会,至少无人重视,如今被王守仁“发现”,对知识界的杀伤力不问可知,与清代学者阎若璩考订《古文尚书》之伪属于同一性质、同一级别的大事件。《朱子晚年定论》一出,确实封住了不少来自朱子阵营的心学论敌的口舌。

从思想史的脉络上看,这部书的问世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,而是所谓“牵朱入陆”思想潮流中的一个浪花。早在元代,儒学宗师赵汸在《对江右六君子策》里约略提出一个猜想:朱熹和陆九渊晚年很可能各弃争端,殊途同归。及至明孝宗弘治二年(1489年),程敏政站在朱子阵营内部编辑出一部《道一编》,顾名思义,“道一而已矣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,将儒学史上的“朱陆异同”划分为三个阶段:始则冰火不容,中则疑信参半,终则辅车相依。

王守仁读过《道一编》,《朱子晚年定论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取材于前者,程敏政在编年上犯的错误王守仁也一并犯了。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里,王守仁提到近世有《道一编》之类的书,只因读者都怀着党同伐异的心理,所以不但不信,反被激怒;而自己编辑的《朱子晚年定论》收效甚好,虽然门人弟子初闻之下不太高兴,但士大夫每每从这部书开悟,自己也因此省去不少口舌麻烦。(《与安之》)

其实王守仁不很关心“朱陆异同”的话题,只是一力传扬自己的学术心得罢了。证明出朱熹的“晚年定论”和自己的“标新立异”如此地贴合,证明出不是自己反对朱熹,而是世人误信了朱熹中年未定之论,那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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