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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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然,《朱子晚年定论》本可以成为一件无往而不胜的武器,然而问题在于,王守仁可以说是一位思想家,却称不上治学严谨的学者,故纸堆里的寂寞事业从不是他的强项。这三十四封书信是否真属于朱熹晚年的手笔,王守仁很有一点考证失实。今天我们可以用陈来的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》来做参照的标准,而早在王守仁的时代,就已经有人从考据上提出过质疑了。

最重要的质疑者非罗钦顺莫属。罗钦顺,字允升,号整庵,是当时一位能与王守仁分庭抗礼的学者。罗钦顺有着很朴实的哲学观,最能贴近今天的日常思维。他虽然站在朱子阵营里,却对理气二元论不以为然,而这恰恰就是朱熹当初没能说清楚的一个问题。

在朱熹看来,在房子尚未被人发明之前,就已经存在着建造房子的理,罗钦顺就是对这一点不满,他认为建造房子的理一定是随着房子的出现而出现的,不可能凭空悬在什么地方。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就属于“唯物主义倾向”,所以任继愈《中国哲学史》将罗钦顺的著作《困知记》评价为“是一部直接批判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”。我们只要去掉这句话里的“时代局限性”,还是能够借以理解罗、王立场之别的。

罗钦顺针对《朱子晚年定论》的批评主要是考据上的,事实不比观点,对与错可以有简明而唯一的标准,王守仁在铁证面前不能否认,于是回信说:

……某为《朱子晚年定论》,盖亦不得已而然。中间年岁早晚,诚有所未考,虽不必尽出于晚年,固多出于晚年者矣。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,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,一旦与之背驰,心诚有所未忍,故不得已而为此。“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”,盖不忍牴牾朱子者,其本心也;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,道固如是,不直则道不见也。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,仆敢自欺其心哉?夫道,天下之公道也;学,天下之公学也,非朱子可得而私也,非孔子可得而私也。天下之公也,公言之而已矣。故言之而是,虽异于己,乃益于己也;言之而非,虽同于己,适损于己也。益于己者,己必喜之;损于己者,己必恶之。然则某今日之论,虽或于朱子异,未必非其所喜也。君子之过,如日月之食,其更也,人皆仰之,而小人之过也必文,某虽不肖,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。……(《答罗整庵少宰书》)

大意是说,自己确实考订不精,但《朱子晚年定论》收录的那些书信毕竟多数都是朱熹晚年写的;自己之所以汇编这部书,实在是因为平生视朱熹为神明,一旦与他的意见不合,心里总是不忍,所以不得已而为此。接下来的话可以套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,吾爱朱熹,吾更爱真理。这封信似乎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,即王守仁虽然以《朱子晚年定论》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和朱熹并不矛盾,但心底还是认为彼此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,而鸿沟对岸的朱熹显然站错了位置。

时代稍后,朱子阵营里出现了一名干将,即陈建,字廷肇,号清澜,于嘉靖二十七年(1548年)著成《学蔀通辨》,从观点上力证王守仁之非,简言之,朱熹和陆九渊各自都有明确的理论体系,不可强作混同。专务虚静、玩养精神,这是陆九渊的定论。主敬涵养,以立其本;读书穷理,以致其知;身体力行,以践其实,三者不偏不废,这是朱熹的定论。朱熹有时候只讲三者之一,那只是因人施教、对症下药的缘故罢了。如果单独点出涵养为朱熹的定论,那就不对了。

以今天的眼光来看,罗钦顺和陈建显然都击中了《朱子晚年定论》的要害,但在阳明心学掀起波澜之后,这两人的声音或多或少都被湮没了。及至明清易代之际,顾炎武惊奇地发现,当时的学者大多相信《朱子晚年定论》,却并不了解罗钦顺和陈建的说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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