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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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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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

十二

圣人用心若镜究竟是什么样子,只存在于传说和想象当中,如果看看普通人中的例子,我由衷以为狄更斯笔下的米考伯夫妇不失为市井中的典范。寄住在他们家里的大卫·考坡菲看到的是,各位债主几乎天天都来追债,而每到这种时候,米考伯夫妇便门窗紧锁,装作不在家的样子,而债主们早已熟稔他们这套把戏,便在窗外高声唾骂,骂得一声比一声难听,于是:

在这种时候,米考伯先生就又伤心,又惭愧,有时竟悲惭不能自胜,拿起刮脸刀来就要往自己的脖子上抹(这是从米考伯太太尖声的喊叫里可以听出来的)。但是事情过了之后,还不到半个钟头,就看见他特别地精心细意,把鞋擦得亮亮的,穿起来,哼着小调儿,比以前更文明味儿十足地走出门去。米考伯太太也同样地能屈能伸。我曾见过她在三点钟的时候,因为纳不起国家的税款,急得都晕过去了,而在四点钟的时候,却又吃起带面包渣的羊羔排骨,喝起温热了的麦酒来(那是把两把茶匙当了买来的)。有一次,按照判决,强制执行,刚把家具抬走,我碰巧活儿完得比平常早一些,六点钟就回家了,那时候,我看见米考伯太太躺在壁炉前面(当然怀里抱着一个双生儿),晕在那儿,头发都散了,乱披在面前;但是当天晚上,她却在厨房的炉火前面,又吃带面包渣的烤小牛肉排,又谈她爸爸和她妈妈的故事,又谈当年和她来往的人。我从来没看见过她的兴致有比那个时候更高的。

随物顺应,事过无痕,无预想,无纠结,无牵挂。所有这些品质,米考伯夫妇皆具。会给读者以鼓励的是,米考伯夫妇后来远渡重洋,在新世界混得风生水起,成为了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,当然,性情还是那副老样子。

如果把米考伯夫妇介绍给庄子认识的话,庄子一定会将他们引为同道,但王守仁倘若看到我这样的理解,一定会说我是“死于句下”的。诚然,严格按照“镜论”的标准,我们的世界会呈现出一种古怪的面貌,譬如饭馆再不会有回头客了,因为无论饭菜是好是坏,吃过的人只会吃过便忘,不会挂心,不会在出门之后还在回味着:“这家饭馆太棒了,明天一定再来!”

如果这样的道理成立,孔子显然修为尚浅。“子在齐闻《韶》,三月不知肉味”,这是《论语》里的著名情节,孔子听了《韶乐》,一连几个月陷入沉迷状态,以至于吃不出肉的味道,这样的一颗心显然不是一面无瑕的明镜。

儒家学者当然不肯如此菲薄先圣,所以程颐提出训诂上的意见,说“三月”是对“音”字的错误抄写,《论语》原文应当是“子在齐闻《韶》音,不知肉味”;朱熹说“三月”之前脱漏了“学之”,《论语》原文应当是“子在齐闻《韶》,学之三月,不知肉味”。

即便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,问题依然不能尽去。古人相信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梦是思虑纠结的体现,所以有明镜之心的圣人一定不做梦。明武宗正德十五年(1520年),王艮(当时还叫王银)拜访王守仁,说前一天梦到了他。王守仁答了四个字:“真人无梦。”这真是很不给王艮面子,大约是嫌他太过招摇吧,没想到王艮的反应极其敏捷,当即反驳了一句:“孔子是如何梦见周公的?”

王艮读书少,但正因为少,所以既纯粹又纯熟;王守仁读书多,知识驳杂,却不自觉地正因为驳杂而说错了话。确实,孔子梦见周公,这是《论语》清清楚楚的记载,而“真人无梦”语出《庄子》,孰是孰非似乎不言而喻。“真”的本义是“仙人变形而登天”,所以传统的儒家五经甚至就没有“真”字。

儒家既然将庄子的心镜之喻收归己有,王守仁应当说“圣人无梦”才对。圣人既然无梦,《论语》又清清楚楚记载了孔子的梦,难道是自相矛盾不成?

这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,早在北宋便已经被程颐指出了,当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:“孔子根本没有梦见周公,只是早年在寤寐间思念周公罢了,后来便不复思念了。如果他真的梦见周公,那就不是圣人了。”

弟子不解:“难道圣人真的不做梦吗?”

程颐答道:“圣人也做梦的,但和常人梦不同。常人或者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或者不思而梦,只是旧习气类相应。圣人的梦不是这样,譬如殷高宗梦见傅说,真有个傅说在傅岩。”

程颐的意思倒可以为民间传说中的“应梦贤臣”做背书,而通常意义上的梦显然与圣人无缘。今天我们知道,无论有所思或无所思,梦总会自然发生,古人没有这样的知识,便很容易将梦理解为心上的印痕。

面对王艮有理有据的反驳,王守仁倒没有拿出程颐或朱熹已有的答案,而是以一句“此是他真处”作答,意即孔子梦见周公,正是孔子“真”的流露。但这样的答复,显然已是顺着王艮的思路走了,王艮梦见王守仁岂不也是“真情流露”?或者王守仁这样说,是以孔子之真暗示王艮之伪。无论如何,在理学和心学里,不做梦总是好的,梦是作为一种道德修养上的瑕疵而存在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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