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王阳明·一切心法
经典模式护眼模式女性模式日间模式夜间模式
快捷键
  • 全屏阅读f11
  • 前后翻页向前向后
  • 上下滚屏向下向上
  • 返回目录enter
我知道了

新问题常是老问题,这是读史最能解颐的一面。

古人探讨治乱兴亡,常常归结为“体制问题”,正反双方唇枪舌剑,激辩两千年而不歇。封建制和郡县制究竟孰优孰劣,谁该为长治久安居功,谁该为土崩瓦解负责,各有各的说法。

简言之,封建制是最传统的贵族社会,天子分封诸侯,诸侯分封士大夫,逐级效忠,世官世禄。孔子一心“克己复礼”,要复兴的周礼就是这样的一种封建制度;孔子所哀叹的“礼崩乐坏”,就是西周创设的封建制度的瓦解。秦始皇废封建而立郡县,传统贵族不复存在,聘任而来的郡县长官取代了世袭的封建领主,虽然逐级负责,但一致向皇帝效忠。

郡县制是集权程度最高的体制,因而也是管理效率最高的体制,只要皇帝一声号令,全国人力物力都能如臂使指地调动起来,在封建制下很难完成的浩大工程在郡县制下可以轻而易举完成。明君可以在郡县制下大展拳脚,昏君也可以在郡县制下大发淫威。

站在皇帝的角度,郡县制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,那就是一旦皇帝幼小、权臣当道,只要一场小小的宫廷政变就足以改朝换代,秦朝二世而亡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历史教训。封建制虽然稳定性强,但集权程度太低,非但皇帝做起来太不过瘾,而且强大的诸侯也有作乱的能力。所以,合理的结构似乎要在郡县制和封建制之间寻求一个平衡。

这个平衡点非常难寻,不断的试错意味着不断付出血的代价。

西汉建国,权力结构是皇权、政府、诸侯三大系统互相制衡,刘邦在有生之年积极消除异性诸侯,不使韩信、彭越这些战神级的人物对刘氏子孙形成威胁,但同姓诸侯依然享有广阔的封地和高度的自治权,于是在景帝朝爆发了七国之乱。汉武帝汲取教训,以推恩令诱发诸侯解体,又以各种政策限制诸侯的权力。于是到了西汉末年,用陆机《五等诸侯论》的话说,是“天下旷然,复袭亡秦之轨矣”,意即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,却走上了秦始皇的老路,加强集权虽然能收一时之功,却败坏了百年基业,以至于王莽篡汉“易如拾芥”。而那时候汉朝宗室诸侯的表现,用曹囧《六代论》的名言,就是“解印释绂,贡奉社稷,犹惧不得为臣妾。或乃为之符命,颂莽恩德,岂不哀哉”。

自秦以后,虽然“百代都行秦政法”,也大多都会矫秦之失,以一定比例的封建制来做郡县制的调剂,但集权永远都是主导方向。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治乱循环现象根源就在这里。

当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,却是动物学家给出了答案:在猕猴的世界里,集权程度越高,高风险的夺权策略就越受青睐,意在改变支配等级的进攻性联盟就越常见,而地位低的雄性越会有离开原有群体而加入新群体的意愿。是的,猕猴的社会是高度政治化的,只要看过猕猴社会的政治运作,我们会相信“沐猴而冠”这个词其实并不具有任何侮辱性。

复杂的语言和文字系统使我们人类得以传承丰富的历史经验,这确是我们可以傲视猕猴的地方。于是,郡县制还是封建制,每一位开国君主都要面临这种选择,都要决定给两者安排怎样一个合适的比例。

人生阅历不同,导致了制度选择的偏好不同。朱元璋有鉴于元末权臣当道,所以在奠定明代政治格局的时候,极力从制度上弱化权臣的威胁,取消宰相制就是最有力的一个手段。而对权臣戒心越重,就越是有着强化封建制的倾向,因为各地若有强大的同姓诸侯,便随时可以进京勤王,就算诸侯篡位,皇位毕竟也不会落在外姓人的手里,这总还是可以接受的结果。于是,除嫡长子朱标立储、幼子朱楠早夭之外,朱元璋将另外二十四个儿子全部封王,坐镇全国要冲。

这样的政治格局,可以说最大限度上降低了权臣窃国的可能性,但同时也极大提升了藩王篡位的概率。所以当朱标早死、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之后,最着力推行的政策就是削藩,结果削藩失败,燕王朱棣入继大统,是为明成祖,从此明朝皇统便不是太祖嫡传血脉了。

朱棣发动靖难之役,很仰赖十七弟宁王朱权的力量,而一旦得了天下,便此一时彼一时,也要大起削藩手段。于是朱权的封地从北方军事重镇大宁迁至江西南昌,其他藩王的势力也被一削再削,各自受着地方政府的严密监管。

但“祖宗成法”总难被彻底废除,藩王还是有着一定的权力和武装,与西汉末年的宗室不可同日而语。时光荏苒,皇位传到了顽童一般的武宗,宁王的爵位也三传到了朱宸濠那里。前者贪玩好耍,后者锐意进取,眼看权力的天平微微有些摇摆了。

用户还喜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