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王阳明·一切心法
经典模式护眼模式女性模式日间模式夜间模式
快捷键
  • 全屏阅读f11
  • 前后翻页向前向后
  • 上下滚屏向下向上
  • 返回目录enter
我知道了

宁王起事虽然事出仓促,但明王朝的应对更见仓促。所以对王守仁而言,当务之急是拖慢宁王的行动,为自己这边调兵遣将留出足够的时间。争夺时间,这是戡乱的第一件要务。

对宁王而言,时间是同样宝贵的。所谓兵贵神速,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军事原则,尤其在以弱对强、以小敌大的时候,出其不意才是克敌制胜的金科玉律。宁王确实有这样的战略,齐集王府护卫与亡命之徒,又大肆征发壮丁,迅速组建了一支号称有十万之众的军队,准备先克南京,再取北京。大军夺取漕运船只,沿水路袭击南康,南康知府匆忙间弃城而走;翌日袭九江,九江的军政、民政长官纷纷逃散,属县闻风皆溃。宁王大军俨然有“顺天讨逆,沛莫能御”的势头。

消息传到北京,据郑晓记载,朝廷大臣惊惧不已,以为宁王举事已经十成八九,只有兵部尚书王琼稳如泰山,一日之内十四次调动兵员与物资,且高声对群臣说:“王伯安在汀赣,据南昌上游,旦夕之间便将绑缚宸濠,诸公不必惊恐!当初我安排王伯安提督军务,正为今日。”(《今言类编》卷一)

这件事情,郑晓或许得之传闻,未可尽信,但有一段得之亲历的记载尤其值得重视。郑晓回忆说:“宁王起事的时候,我二十一岁,正在杭州应考,见到各地的告急文书都不敢指名道姓地说宁王反叛——要么说江西省城有变,要么说江西省城十分紧急,要么说江西巡抚遇害,要么说南昌忽然聚集了军马和船只,传闻有变,而只有王守仁的公文里明言江西宁王谋反,钦奉密旨,会兵征讨。”(《今言类编》卷六)

何止各地长官,《年谱》有记载,当南京告急公文送抵北京之后,朝廷大员仍持观望态度,不敢斥言宁王造反,只有王琼从沉默的大多数中发出了尖锐的不和谐音。

各级官员的“审慎”倒也情有可原,毕竟从实情上说,这是朱家的家务事,又焉知宁王不是又一个燕王呢?方孝孺血未冷,首鼠两端才是明哲保身之策。“小人喻于利”,必然会做这样的打算。而“君子喻于义”的王守仁,自然会选择“苟利国家,死生以之”的一途。当时有门生邹守益赶赴吉安,向老师传递了一条情报:“听说宁王收买了叶芳来夹攻吉安。”

叶芳曾是巨盗,之前向王守仁投诚,王守仁自信对他有足够的了解:“叶芳必不会叛。以前他们这些人都以茅草为屋,叛乱的时候便把屋子烧掉,如今他们用巨木建屋,房舍千万,一定舍不得烧了。”

邹守益不以为然:“他们如果跟随宁王造反,有封爵拜官之望,不可以常理揣摩。”

王守仁默然良久,终于说道:“就算天下人都反了,我辈固当如此做。”

邹守益不禁惕然,胸中各种成败利钝的计较一时之间便被洗濯殆尽。(《年谱》)

这就是典型的儒家态度,只问是非,不计成败,只要认定了正义的方向,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,不惜与全世界为敌,不惜粉身碎骨。王守仁显然被邹守益说动,相信叶芳很有可能投靠了宁王,相信吉安将会遭到两面夹攻,相信自己这一次凶多吉少,即便如此,他仍然不改初衷。

当人们道及王守仁这一段功业的时候,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用兵的谋略,然而谋略是孙武、吴起、曹操、司马懿诸公都有的,而只有与邹守益的这番对话,只有敢明言宁王叛乱的这些公文,才能够体现王守仁所独有的儒将风范。所谓儒将,往往被人误解为具有温文尔雅的气质、良好的修养和仁慈的心怀,而其最核心的特质,即王守仁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特质,却很遗憾地被人们一再忽略了。

所以最值得重视的是,王守仁在平叛之初的战术,无论是旗帜鲜明的讨伐也好,不惜假传圣旨也罢,用郑晓的话说,都是“不顾九族之祸”。

所谓“钦奉圣旨”,确实只是王守仁的疑兵之计。据《年谱》,王守仁深知南京、北京仓促无备,必须拖慢宁王的动作才好,于是散布了许多虚假情报,诸如“率领狼兵、官军四十八万来江西公干”,某部、某部领官军若干万云云,制造了这样一种假象,即朝廷早有防备,大军云集而至。

当然,无论是宁王的“十万”也好,王守仁的“四十八万”也好,都是虚张声势,彼此也都知道对方在虚张声势,但去除“水分常数”,总可以揣测一个大概。

王守仁又伪造了一些朝廷与宁王股肱李士实、刘养正、凌十一、闵念四的通信,言及招降或投诚事宜,故意使宁王查获。小说演义里的这些伎俩真有奇效,宁王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来甄别情报的虚实,当他终于做出准确判断,终于消弭了猜忌心的时候,情报的真假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。

用户还喜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