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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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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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

十三

遗憾的是,“只要人人都如何如何,世界便会如何如何”这种道理虽然可爱,却从来都行不通,王守仁这貌似滴水不漏的推理注定只能是纸上谈兵。在他的美好愿景里,《大学》所谓“明明德”是体,“亲民”是用,要想“明明德”就必须“亲民”,只有笃行“亲民”才可以“明明德”,而“明德”“亲民”的极致就是“止于至善”。《大学》三纲领经过这样的阐发,果然别有一番新意。

至于对“八条目”的解释,心学版的“格物致知”“知行合一”“致良知”这些已经名满天下的哲学概念被巧妙地融合在一个完整的体系里,而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通向“至善”的境界。换言之,一个人经过这样的理解,经过这样的修为,真的可以“止于至善”,亦即真的可以成圣成贤。

作为儒学启蒙读物的《大学》就这样清清楚楚地指明了成圣成贤的途径,人们之所以全然无感,只是因为将典籍当作通往高官厚禄的阶梯罢了。这正如一个富家公子将遗产目录背得滚瓜烂熟,任谁都考不倒他,却从没想过循着这份目录将祖上留给自己的金山银山发掘出来。

道理就是这么简单,后来王守仁不断以浅显的诗歌来做揭示,著名者如《咏良知四首示诸生》:


个个人心有仲尼,自将闻见苦遮迷。

而今指与真头面,只是良知更莫疑。


问君何事日憧憧?烦恼场中错用功。

莫道圣门无口诀,良知两字是参同。


人人自有定盘针,万化根源总在心。

却笑从前颠倒见,枝枝叶叶外头寻。


无声无臭独知时,此是乾坤万有基。

抛却自家无尽藏,沿门持钵效贫儿。

有了这样一番简明直截的解释,儒学至理仿佛被王守仁一手捅破了窗户纸,从此再不需要皓首穷经了。再如《示诸生》三首:


尔身各各自天真,不用求人更问人。

但致良知成德业,谩从故纸费精神。

乾坤是易原非画,心性何形得有尘?

莫道先生学禅语,此言端的为君陈。


人人有路透长安,坦坦平平一直看。

尽道圣贤须有秘,翻嫌易简却求难。

只从孝弟为尧舜,莫把辞章学柳韩。

不信自家原命足,请君随事反身观。


长安有路极分明,何事幽人旷不行?

遂使蓁茅成间塞,尽教麋鹿自纵横。

徒闻绝境劳悬想,指与迷途却浪惊。

冒险甘投蛇虺窟,颠崖堕壑竟亡生。


千言万语,苦口婆心,只为阐明一个真谛: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良知,都有成圣成贤的潜质,而成圣成贤的方法也早在经典里写得明明白白,简单得简直不像话。

这样看来,王守仁的发现显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,但为什么在阳明心学大行于天下之后,几百年来仍然看不到几个圣贤,甚至反而兴起了“游谈无根,束书不观”的风气?在心学体系内部,我们可以找出这样的解释:

德章曰:“闻先生以精金喻圣,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,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,最为深切。惟谓尧、舜为万镒,孔子为九千镒,疑未安。”

先生曰:“此又是躯壳上起念,故替圣人争分两。若不从躯壳上起念,即尧、舜万镒不为多,孔子九千镒不为少;尧、舜万镒只是孔子的,孔子九千镒只是尧、舜的,原无彼我,所以谓之圣。只论精一,不论多寡。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,便同谓之圣。若是力量气魄,如何尽同得!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,所以流入功利。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,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,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,即人人自有,个个圆成,便能大以成大,小以成小,不假外慕,无不具足。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。后儒不明圣学,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,却去求知其所不知,求能其所不能,一味只是希高慕大;不知自己是桀、纣心地,动辄要做尧、舜事业,如何做得?终年碌碌,至于老死,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,可哀也已!”(《传习录·上》)

这是王守仁著名的精金之喻,我们由此设想黄金有两种重要的特质,即纯度和重量,纯度相当于人的品性,重量相当于人的功业。世人只在意重量,所以流于功利,其实每个人只应该关注纯度。每个人都是一块黄金,只要在纯度上和圣人一致,自己也就与圣人无异,不必追求重量上和圣人的一致。所以,在这样的标准下,如果世人都从阳明心学达到了圣人的修为,并不意味着满街都是功勋卓著的尧、舜、禹、汤。

然而站在阳明心学的外部来看,事情就有另一种解释了。康熙年间,有人劝顾炎武招收门徒,后者写信回绝,信中批判当代的学术弊端,说读书人厌烦五经,只喜欢陈献章、王守仁的语录,原因很简单:前者烦难而后者简易。(《与友人论门人书》)如果王守仁可以和顾炎武当面交流的话,一定会说儒学真理本来就这么简易,为何偏要舍易求难,一味低着头陷进寻章摘句的汪洋大海,反而看不到头顶上只要一抬头便可以看到的日月星辰?顾炎武也一定会反驳说:“你去看看世上那么多抬着头号称看到日月星辰的人,你好意思说这种档次的人就是圣贤门徒?”

面对此情此景,方献夫做出了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解释:“他(王守仁)自己所以能够以一心贯万物,是因为有长达二三十年的书本知识的积累和实践经验的总结,因为总是觉得自己走过弯路,便想让学生和世人不走弯路,一步便踏上为圣为贤之路,却不知由于没有尝过求知的困惑,没有经历实践的艰辛,不少弟子小看天下的学问,轻视实践的作用。于是,看似在教人少走弯路,实则在教人空疏不学。”(《旷世大儒王阳明》)

如果依照这个逻辑,就会推导出一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道理:尽管王守仁历尽千辛万苦为我们探明了真理捷径,但为了走上这条捷径,我们必须像他一样先历尽千辛万苦,就连各种“异端邪说”也要先认真学过一遍才行。

然而人类知识的演进一般并不遵循这样的规律,我们最常见到的是前人栽树、后人乘凉。譬如达尔文历尽百死千难,终其一生才揭示出大自然的进化规律,而后世的生物学家只要稍稍花点力气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即可——为了掌握进化论,谁也不必再经历一番达尔文所经历过的百死千难。退一步说,即便是对某种技能的掌握,譬如游泳,当我们发现最有效的训练方法之后,谁也没必要再把历史上的各种错误的、理应被淘汰的训练方法从头过一遍。那么,如果说王守仁的成功当真依赖于那些作为炮灰和助产士的“异端邪说”,我们就真的需要重新审视这些“异端邪说”的价值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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