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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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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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

二十

在绍兴守制的岁月里,讲学几乎成为王守仁全部的社会活动。四方求学者纷至沓来,其中最值得一讲的是南大吉求学问道的故事。

南大吉,字元善,号瑞泉,时任绍兴知府,正是王守仁的父母官。南大吉与王守仁论学有悟,忽然问了老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:“我做官犯了不少错,您怎么从没有提醒过我呢?”

王守仁问道:“你都犯过什么错?”

南大吉于是一一列举。

王守仁道:“我明明都提醒过你啊!”

南大吉很错愕:“哪有啊?”

王守仁道:“如果我没讲,你从哪里晓得自己错了?”

南大吉道:“那都是良知告诉我的。”

王守仁道:“良知难道不是我最常讲的吗?”

南大吉了然大笑,拜谢而去。

又过了几天,南大吉反省出更多的错误,来找老师说道:“与其等我犯了错误再悔改,不如您见我要犯错的时候提醒一下。”

王守仁答道:“听别人的劝告不如自我反省来得真切有力。”

南大吉再次受教,笑谢而去。

如此又过了几天,南大吉发现自己错得更多了,还生出了新的疑惑,于是请求老师道:“实际犯下的过错倒还可以悔改,但心里犯的错该怎么办才好呢?”

王守仁答道:“心镜未经擦拭和打磨的时候很容易藏污纳垢,如今心镜已经擦亮了,哪怕只飘来一粒尘埃,它在这光洁明亮的镜面上自然落不住脚。这正是成圣成贤的关键,你要继续努力啊!”

以上南大吉的三度问学,为我们展现了心学修养的技术逻辑。南大吉随后以地方官的身份便利,在绍兴开办了稽山书院,亲自讲学,还请王守仁为书院的尊经阁写了一篇序文,这便是王守仁的名文《稽山书院尊经阁记》,或简称为《尊经阁记》:

经,常道也。其在于天谓之命,其赋于人谓之性,其主于身谓之心。心也,性也,命也,一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。是常道也,其应乎感也,则为恻隐,为羞恶,为辞让,为是非;其见于事也,则为父子之亲,为君臣之义,为夫妇之别,为长幼之序,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,羞恶也,辞让也,是非也;是亲也,义也,序也,别也,信也;一也。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是常道也,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,则谓之《易》;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,则谓之《书》;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,则谓之《诗》;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,则谓之《礼》;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,则谓之《乐》;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,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,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,一也。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夫是之谓《六经》。《六经》者非他,吾心之常道也。故《易》也者,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;《书》也者,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;《诗》也者,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;《礼》也者,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;《乐》也者,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;《春秋》也者,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《六经》也,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,所以尊《易》也;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,所以尊《书》也;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,所以尊《诗》也;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,所以尊《礼》也;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,所以尊《乐》也;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,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
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,忧后世,而述《六经》也,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,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,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,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,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,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《六经》者,吾心之记籍也,而《六经》之实则命于吾心;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,种种色色,具存于其家。其记籍者,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,不知求《六经》之实于吾心,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,牵制于文义之末,硁硁然以为是《六经》矣。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,日遗忘散失,至于窭人匄夫,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“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”,何以异于是!呜呼!《六经》之学,其不明于世,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,崇邪说,是谓乱经;习训诂,传记诵,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,是谓侮经;侈淫辞,竞诡辩,饰奸心,盗行逐世,垄断而自以为通经,是谓贼经。若是者,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,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!

越城旧有稽山书院,在卧龙西冈,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,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,将进之以圣贤之道。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,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。曰:“经正,则庶民兴;庶民兴,斯无邪慝矣。”阁成,请予一言以谂多士。予既不获辞,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!世之学者既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,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

这篇文章的全部逻辑,都基于静坐冥想之中的万物一体的神秘体验,所以不断将世人囿于管见而割裂的东西重新融为一体。文章题为《尊经阁记》,开宗明义,先解释“经”的含义。

什么是“经”,常人都知道是指儒家经典,但王守仁取了更深一层的解释:所谓经,就是永恒不变的规则。接下来的推理就剑走偏锋了:经,即永恒不变的规则,当它表现在天的时候,就叫作命;当它表现在人的身上,就叫作性;当它表现为人身的主宰时,就叫作心。所以,心、性、命,说法虽然不同,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。

现代人来看这个推演,最多觉得有点费解,但在古人看来,这就多少有点骇人听闻了。古人一般并不认为这三者是同一回事,其中争议较少的是“命”,是指人力无法改变的注定性,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会将某些事情的发生解释为“命中注定”。曹魏年间,李康写过一篇很有名的《运命论》,开篇就是“夫治乱,运也;穷达,命也;贵贱,时也”,意即社会是太平还是动乱,这是由“运”决定的;人生是困厄还是顺遂,这是由“命”决定的;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是高是低,这是由时机来决定的。

人生的穷达祸福总有人力所不及的成分,最诡谲的情形譬如民谚所谓“杀人放火金腰带,修桥补路无尸骸”,再如一个人辛勤耕耘了一生,结果一事无成,另有人一味游手好闲,偏偏中了彩票大奖,这该怎么解释呢?那就归结于“命”好了。

至于“心”与“性”,这却是思想史上一对很纠结的概念。《中庸》首句正是“天命之谓性”,意即性是天所赋予人的。在程朱理学里,天理着落在具体的事物上,便构成了这一事物的“性”,所以有“性即理”这个命题。今天我们骂一个人“没有人性”,这话便有着程朱理学上的源头,意味着这个挨骂的人不具备人之所以成为人的“天理”。

在这个体系里,“性”是抽象的、规则性的东西,“心”则是具体的、物质性的东西。“心”是理与气的结合,可思可感,具有认识能力。然而在心学系统里,陆九渊认为“心”与“性”的差别只是语词上的差别,实则都是一回事,所以说“性即理”亦可,“心即理”亦可。这一字之差,背后藏着的却是理学与心学的一个根本分歧。

理学以支离、分裂的眼光看世界,所以看到世界既有抽象的、规则性的理,又有具体的、质料性的气,理与气的结合才构成了我们的宇宙;心学以笼统的、综合的眼光看世界,所以看到天地万物与我同为一体,不分彼此,“心”与“性”的划分自然没必要了。

所以王守仁在这里所讲的“经”,其实就是朱熹所谓的“理”,只不过王守仁用这个概念统摄了一切,达到了无远弗届的程度。在他看来,“经”,或者说“理”,永恒不变,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呈现出不同的状态,人们把它的每一种状态都误认为一种单独的事物,所以才分别取了名字。我们大约可以用水来做类比,水在不同温度下会呈现出固态、液态、气态这三种状态,但其实都是同一种东西,如果一个人把冰和水看作不同的事物,那就犯了理学家惯犯的错误。再如月亮,如果一个人把新月、残月、满月、上弦月、下弦月当作不同的事物,那就错了。王守仁就是要告诉大家,概念是人强行划分的,性状是因时因地变化的,月亮永远都是那个月亮,满月并不比残月多一分,残月也不比满月少一分。

王守仁正是在这个逻辑上不断推演:经,或者说理,当它呈现于情感中,就是恻隐、羞耻、憎恶、是非;呈现于事情上,就是父子之亲、君臣之义、夫妇之别、长幼之序、朋友之信;呈现于阴阳消长,就是《周易》;呈现于政务,就是《尚书》;呈现于吟咏性情,就是《诗经》;呈现于礼仪,就是《礼经》;呈现于欣喜平和的律动,就是《乐经》;呈现于辨别真伪正邪,就是《春秋》。

王守仁以这样的逻辑来阐发儒家六经,将作为文本的六经看作天理在不同情境里的不同呈现,于是,人们之所以尊奉六经,并非尊奉其文本,而是尊奉文本背后的天理。作为文本的儒家六经好比古代圣人记载天理的账簿,后人独独尊奉账簿,却不晓得循着账簿发掘天理的宝藏,买椟还珠而不自知。

六经的实体就是天理,天理就在每个人的心里,人们应当借助六经的文本来彰明心中的天理,然而世人像某些愚蠢的富家子弟,任凭家业败散,却指着账簿说:“这就是我家的全部产业啊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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