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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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

“四句教”如何践履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,难点倒不在于一个人要如何“立志”、如何“知行合一”,而在于就算你有足够的决心与毅力发奋图强,但你怎么分得清哪些是天理、哪些是人欲呢?

譬如前述与薛侃的对话里,王守仁认为“好好色”“恶恶臭”就是循天理,那么当我们循着“好好色”的天理去追求异性,追求到何种程度才恰当呢?梁山伯和西门庆,甚至王守仁自己,谁才是“好好色”的模范,其实很难说得清楚。

再如追名逐利是人情世故之当然,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这种青史留名的欲望究竟是天理还是人欲呢?这两句鼓舞人心的诗句如果放到阳明心学的框架里,恐怕就会褪去崇高的光彩了。我们可以参照《传习录·上》薛侃与王守仁的又一番对话:

先生曰:“为学大病在好名。”侃曰:“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,比来精察,乃知全未,岂必务外为人?只闻誉而喜,闻毁而闷,即是此病发来。”曰:“最是。名与实对,务实之心重一分,则务名之心轻一分;全是务实之心,即全无务名之心;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,渴之求饮,安得更有工夫好名?”又曰:“‘疾没世而名不称’,‘称’字去声读,亦‘声闻过情,君子耻之’之意。实不称名,生犹可补,没则无及矣。‘四十五十而无闻’,是不闻道,非无声闻也。孔子云:‘是闻也,非达也。’安肯以此望人?”

在成圣成贤的道路上,求名之心是一个极大的障碍。薛侃很自觉地驯服自己的求名之心,渐渐小有成果,但仔细反省之下,发现自己还是爱听表扬,不爱听批评。王守仁给出了一个很合逻辑的治病良方:“名与实是一组成对的概念,所以两者之间一定存在着零和博弈,务实之心重一分,求名之心便轻一分,所以一个人只要以如饥似渴的姿态去务实,自然就对名声无所谓了。”

但是,求名真的有错吗?如果我们引经据典的话,会发现孔子就很有求名意识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记有孔子名言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,从字面上很容易理解,意即君子就怕死后没留下好名声。

孔子很在意名声,尤其是身后之名。王守仁既然要将求名之心当作人欲来铲除,就必须把孔子的形象重新打扮一番,于是训诂技术再次成为利器。他重新解读孔子这句话当中的“称”字,认为它不是“称誉”之“称”,而是“相称”之“称”,孔子怕的不是死后默默无闻,而是怕死后的名声和自己并不相称。孔子的理由也不难推想:如果生前名不副实,自己努力一下还有机会,但死后如果名不副实,就再没有弥补的可能了。

孔子还有一句名言:“四十五十而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这是说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一点名气,也就不值一提了。而在王守仁的重新训诂之下,“无闻”不是指默默无闻,而是指没有闻道。于是,孔子好名的又一个证据就这样被驳倒了。

其实孔子是一个很有健康心态的人,并不觉得追名逐利有什么不对,只要手段合乎道义就好。孔子的学术与思想也属于朴素的一类,如果不存在语言障碍的话,即便是愚夫愚妇也不难理解,但在后人繁复的哲学包装下就总有一些荒唐的况味。

今天我们持严肃认真的训诂态度,不会认同王守仁的《论语》新解;以现代人的知识水平,也不会否认求名之心就是基因自带的天地自然之道。但明朝人的困惑一定比现代人多,试想薛侃清晨在睡梦中醒来,在“夜气”中感受天理,如果一辈子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“闻誉而喜,闻毁而闷”,还会认为这不属于天理而属于人欲吗?

回顾“四句教”,后两句“知善知恶是良知”“为善去恶是格物”,看来无论如何都要捕捉到“无善无恶”的天理才行,知天理才知良知,知良知才知善恶,知善恶才能为善去恶,一切皆取决于天理,但天理偏偏是个注定认不清的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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