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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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靖六年(1527年)十一月二十日,王守仁抵达广西梧州任所,迅速将思、田之乱理出了头绪。十二月初一日,他向朝廷上陈《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》,所谓“肤见”,尽是得罪人的话语。

开宗明义,岑猛父子虽然论罪当诛,但他们之所以做出这等当诛的事来,实为遭受了官府长久以来的不公对待和敲诈勒索,积怨太深,才终于爆发出来。朝廷如果只治标而不治本,这等叛乱以后还会频繁发生。

再者,岑猛父子叛乱,当诛的首恶也不过是他们两人和少数几名亲信罢了,其下万众都是无罪之人,何必斩尽杀绝、扩大事态?结果反而激起了卢苏、王受之乱。

卢苏、王受二人并非恶徒,虽然受激起事,但完全可以招抚。地方长官却不顾万人性命,耗竭两省之财,发动三省之兵,使民间男不得耕,女不得织,两年之间骚然数千里,更大规模的民变已经隐然有了征兆。

从战术层面上看,之所以僵持成现在的局面,是因为我方军队发机太早,布围太密,完全是一派务求斩尽杀绝的姿态,怎不使对方以决死之心来顽抗到底呢?即便我军终于能够取胜,注定也会为这场胜利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剿不如抚,如此显而易见。

而在战略层面上,王守仁对“改土归流”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:两广士民都认为设置流官徒有虚名而反受实祸,譬如思恩未设流官之前,土人每年出兵三千供官府调遣,而设置流官之后,官府每年却要征发民兵数千以防土人反复。思恩一地,设置流官以来十八九年间,土人叛乱五六起之多,官府前后征剿,疲于奔命,不但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,还不知杀伤了多少良民。朝廷得不到半点好处,只是将百姓之膏血涂于无用之地罢了。既然“改土归流”有百害而无一利,为何迟迟不能废止呢?这都是因为当政者担心在政策上出尔反尔会招来流言物议。这种宁可辜负朝廷、荼毒万民也不敢触犯众议的心态实在是不可取啊,人臣之不忠竟然至于此!

我们看王守仁这份奏疏,当真将地方官与朝官一并得罪到底,若没有十足的置前程与生死于度外的气魄,又怎会做到这样的坦荡呢?孔子所谓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,在字面上并不难理解,在道理上也不难理解,但真的放在现实的语境里,又有几个人能够不为个人命运患得患失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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