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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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

朝廷是否能接受王守仁的意见,这全是未知数。当初王守仁之所以用兵如神,全赖中央有个兵部尚书王琼为他提供一切支持,免除一切后顾之忧。但是时过境迁,一朝天子一朝臣,如今的朝廷能做到当初的几分,王守仁毕竟无法逆料。

果然,这一届的兵部尚书王时中不同于当年的王琼,对王守仁的意见逐条批驳。然而幸运的是,这一届的内阁首辅杨一清也不同于当年的杨廷和,草诏批复,准王守仁便宜行事,不要心存顾虑。

接到这份诏书,王守仁终于可以放手施为。第一项措施就很不给前任留脸面:将姚镆从各地调集的几万军队一一遣散,只留下几千人,即便是这寥寥几千人,也放下了紧张的备战姿态,一并解甲休息。不久之后,王守仁又将行营搬到南宁(今广西南宁),与思恩、田州只有一步之遥。他究竟要怎么做,还没人能看得清楚。

要知道此时的王守仁学术与兵法已经名满天下,倘若这只是他初出茅庐第一战,卢苏、王受不难从他的动作里看到招抚的诚意,但这时候谁还没听说他用兵多诈的名声呢?遣散大军,最可能只是一种迷惑对手的姿态,不知道哪天就会从哪里杀出一支奇袭的生力军来。

但卢苏、王受也许真的只是本无恶意的天真分子。嘉靖七年(1528年)正月初七,这两名匪首派遣头目十余人求见王守仁,诉说官逼民反的苦衷,极力恳求宽宥。王守仁回信一封,柔的一面是申明朝廷的招抚态度,刚的一面是限期二十日,要卢苏、王受亲自来行营认罪。

卢苏、王受等人竟然没有当年池仲容那样的狡黠,看到书信之后的反应是“皆罗拜踊跃,欢声雷动”,当即撤去守备,率领全部人马来投降了。看来这一次王守仁判断得没错,叛、抚两方各怀真心,只要一枝橄榄枝打破僵局,便这样一拍即合了。

当月二十六日,卢苏、王受率众俱至南昌城下,分屯四营,翌日便与众头目自缚双臂,数百人赴军门投见,号哀控诉。面对这样的大阵仗,倘若信心稍差几分,总会既疑且惧,而一旦疑惧之情稍稍流露,便不知道会激发出怎样的事变。

王守仁显然既做足了情报工作,也做足了利害分析,全不怀疑卢苏、王受的真心,坦然接受了众人归降,又坦然将卢苏、王受二人在军门前处以杖责一百,杖责之后方才解缚,宣谕说受降赦罪是朝廷好生之仁,杖责一百是人臣执法之义。

杖责卢苏、王受实在是太过大胆的举动,毕竟其党羽数百人就在帐下,部徒数万众就在城下,只要群情稍有不服,当即便会爆发一场血战。王守仁偏就有这样的底气,更晓得朝廷既要立德也要立威,否则通通宽赦下来,会给当地留下怎样一个“杀人放火金腰带”的范例。

以上经过,俱见于王守仁《奏报田州、思恩平复疏》,奏疏结尾再谈善后事宜,“治夷之道,宜顺其情”。原本一场兵连祸结、旷日持久的灾祸就这样被轻易化解了,“不战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”。

然而“破山中贼易,破心中贼难”,破自己的心中贼易,破他人的心中贼难。王守仁依赣州惯例,才破了“山中贼”,便在两广一带发展文教事业,毕竟所谓“治夷之道,宜顺其情”往好处说是因势利导、因地制宜,往坏处说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,只有推行儒家教化,统一意识形态,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办法。“礼闻来学,不闻往教”的经典礼学原则就这样被抛诸脑后,作为礼学专家的王守仁不会不晓得自己犯了儒家忌讳,但那又如何呢,任何教条主义者在这种时候会生出的顾虑都是与他无缘的。

以今天的大词来说,这样的手法可谓一种“意识形态入侵”,毕竟在同一种意识形态里,遇事总是好商量的。我们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史里,在晚清的历史里,乃至在今天的国际关系里,总能看到诸多的例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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