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阳明·一切心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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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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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

十五

病情转剧,在写给门人的书信里,王守仁坦言自己已经到了不能坐立的地步。(《答何廷仁》)是年十月,他向朝廷呈递《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》,称两广善后已足,望朝廷准予回乡养病。病情讲得具体:当年平定南安、赣州,就已经害了炎毒,一直未能痊愈,去年奉命入广,虽然有医生偕行,但未及半途,医生先害了水土不服,告病辞归了。自己到两广之后,不敢轻用医药,结果炎毒日甚,全身肿痛,咳嗽昼夜不息,饭也吃不下了。每次强吞几匙稀粥,稍多便会呕吐。

病情讲得这般具体而微,按说朝廷总该有几分恻隐之情才是,何况有那么多人都不希望王守仁入朝。朝廷却迟迟没有答复,似乎王守仁的去留问题是一件很棘手的事,而且按官场惯例,称病请退之类的说辞常常都是以退为进的场面话,将病情说得那么严重,难道不是在提醒朝廷自己既有功劳又有苦劳吗?所以上至皇帝,下至群臣,早已养成了透过纸面“参悟”真谛的习惯,很少会有直来直去的交流。再说王守仁每受任命,总会拿出称病、养亲这两个理由来推托一番,谁知道他哪次是真、哪次是假呢?

无论如何,这一次王守仁真的很想回家了,也许是有了什么不好的预感吧。

这段日子里,他拜谒过伏波将军马援的祠庙,还到增城祭祀过五世祖王纲,访问过挚友湛若水的故居,仿佛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匆匆完成最后的心愿。

索性不再等朝廷的批复了吧,拖着沉重的肉身,王守仁径自乘舟东返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,王守仁度梅岭至南安,登舟的时候,接待了时任南安推官的门人周积。王守仁勉强坐起,咳嗽了许久才慢慢说出话来,关心周积在学问上的进益。

二十八日晚,泊舟青龙铺。翌日,即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(1529年1月9日),王守仁将周积召来身边,许久才睁开眼睛,说了一句“吾去矣”。周积噙着泪水,问老师有何遗言,王守仁只是淡淡答道:“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。”不多时,一代宗师瞑目而逝,享年五十七岁。

门人奔赴,士民送行,《年谱》有“远近遮道,哭声振地,如丧考妣”的记载。

翌年正月,丧发南昌。钱德洪、王畿当时正在上京参加殿试的路上,才得丧讯,便果断放弃殿试,匆匆返回来为老师主持丧事。门人弟子纷至沓来,绍兴一地,每天都有上百人加入吊唁的行列。身后哀荣,一时无两。

然而居心叵测的谤议从不会随着当事人的身故而消弭,朝堂上的声音仍然在与舆情唱反调。与王守仁素来有隙的议礼新贵桂萼率先发难,挑剔着王守仁临终前擅离职守。世宗大怒,使廷臣开启议罪程序。桂萼等人细数王守仁处置田州事宜失当、擅离职守等等罪过,甚至翻出旧账,盛言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乱的时候军纪不检、奏捷多伪。(査继佐《王守仁传》)

当然,擅离职守只是小节,意识形态问题才是不容含糊的大是大非。在桂萼等人的“议罪”意见里,最要紧的是一段正邪之辨:

“守仁事不师古,言不称师。欲立异以为高,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;知众论之不予,则为《朱熹晚年定论》之书。号召门徒,互相倡和。才美者乐其任意,庸鄙者借其虚声。传习转讹,背谬弥甚。但讨捕輋贼,擒获叛藩,功有足录,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,禁邪说以正人心。”(《明史·王守仁传》)

这样的意见正是典型的诛心之论,认为王守仁的学术出发点只是标新立异罢了,所以才会在“格物致知”的说法上存心和朱熹唱反调,又明知自己的这套说辞无法服众,这才编辑出《朱子晚年定论》,还号召门徒,你呼我应,搞出很大的声势。总之,他的一切作怪都只为了沽名钓誉,结果真的迷惑了许多人。只是考虑到他确实有些功劳,对他的处理方式也应该留些余地才好,建议追夺他的爵位以彰明朝廷的大信,禁止他的邪说来扭转世道人心。

这番攻讦无论对错,其实很能打动皇帝的心。集权帝国最重视意识形态的整齐划一,无论立哪种学术为官学,只要全国上下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就好,反正任何学说在集权统治下都会变得越来越相似。所以,无论阳明心学比程朱理学优越多少、正确多少,只要它以反正统的面目出现,那一定是可憎且可畏的,必须剿杀而后快。更何况王守仁一生致力讲学,门生弟子遍布朝野,单是去绍兴吊唁的就有多少朝廷命官,这绝不是皇帝愿意看到的局面。讲学如同传道,有蛊惑人心、拉帮结派的力量,而皇权只希望治下是一盘散沙,任何思想或利益的凝结剂都团结不起任何人来。

还有一个学术内部的问题,倒未必是世宗和桂萼等人清晰意识到的:程朱理学无论对错,至少给是非善恶提供了一整套的、尽管不很严格的客观标准,而阳明心学专主良知,是非善恶的标准就太容易主观化了。所谓“个个人心有仲尼”,但你心里的仲尼和我心里的仲尼难免会吵起来,换言之,真理愈向内求,标准也就愈容难统一,而如果人人执己为是,执彼为非,都有真理在握的十足自信,这样的社会该怎么运转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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