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方,是生命的航程:费孝通域外随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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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伦杂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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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了

英伦杂感

我这次到英国去,主要是接受赫胥黎纪念奖章。赫胥黎一生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。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,但由于当时宗教的势力很大,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讲人不是上帝造的。赫胥黎年轻,出来公开和主教辩论,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论战,奠定了以科学态度对待人类的基础。进化论传到中国相当早,赫胥黎的名著Evolution and Ethics是严幾道先生翻译过来的,他译作《天演论》,译名也很好。在此我们回想一下严复的一生很有意思,有许多经验教训。严复早年和伊藤博文都是在英国学海军的,伊藤博文回国后建立日本海军,使日本成了强国;严复回中国没有建军打仗,却翻译了一套书。他翻译这套书,看来是有选择的:亚当?斯密的《原富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、穆勒的《名学》、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和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,这一套著作奠定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时代——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基础。赫胥黎《天演论》里讲的“优胜劣败,物竞天择”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我们不能落后,落后了就要被淘汰。这个很简单的道理,鼓动了我们上一辈的知识分子,如梁启超等,发扬民主意识,探索强国之道,从而引起了中国的维新运动。再过50年全面回顾我国的现代化过程时,我们应该把这些知识分子掀起的维新运动也写进去。赫胥黎的学说对我们中国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。

赫胥黎在世时,正是大英帝国到各处殖民之时,接触到各地的非白种民族。那时,对这些非白种民族有两种态度,一种是看不起,要消灭他们;一种是要平等相待,帮助他们发展起来。赫胥黎虽然对于生物发展史认为是优胜劣败,但对于现有的人类却主张平等相待。他的教育主张是承认差别,再消灭差别。在这个问题上,本来英国有个种族主义的学会,赫胥黎起来反对,另外成立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,主张种族平等,这在当时是个进步的力量。

1900年,为了纪念第一个会长赫胥黎,创立了一个纪念演讲,并颁发了奖章。人类学会是会员们自己掏腰包来办的,请我吃饭还得由大家凑份子。为了我去领奖章的费用就商量了好久,后来还是把它作为英国科学院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交流计划的一部分,让我到伦敦去访问两周,路费还得由我国自理。

皇家人类学会每年由理事会选出一位赫胥黎纪念讲演员接受奖章。为此要专门召开一次讲演会。1900年以来接受奖章的,早年如戈尔登、《金枝》的作者弗雷泽、赫顿等都是著名的英国学者;后来才有法、德、美等国的学者,东方学者只在60年代有一位印度的人类学者,去年他们才又选举了我这个东方学者去接受1981年的奖章。

我这次到英国住了半个月,中间有一个周末,他们让我到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附近——英国的腰部地方去休息两天。这里是英国的农业发达地区,早年文化比较高,有点儿像我国的苏杭。我以前认识一位英国的学者林赛勋爵,他原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的院长,在我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反对当时国民党的独裁,所以,我1946年去英国时,他对我特别殷勤。他在上议院发表过一篇有名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。上院进行辩论之前,他曾约我到他家里去商量过这件事,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深。战后他主张英国教育制度必须改革,不能走老路,也不能走美国的路,要走出自己的新路子来。他在牛羊成群、绿草如茵的农牧地区——基尔办了一所大学。我的主人在这个周末休息期间特别为我安排到这个大学去访问。我虽没有进行调查研究,但也感觉到这所大学与别的大学的确有所不同。

在基尔大学附近有个市镇,是英国传统的陶瓷之乡。镇上有许多陶瓷制造厂,其中最大的是埃奇伍德公司,据说也是世界最大的陶瓷公司。我的主人为我安排去参观这个公司。他们对我的欢迎仪式很隆重,还升了中国国旗。

这个地区原来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,现在烧瓷禁止用煤,全部用电,所以空气已变得很干净了。他们带我看陶瓷公司的陈列室,表现这家公司从创办至今的变化。一个橱里陈列着早年英国普通日用粗瓷,和我们家乡农村里所用的土制碗碟很相似。第二橱一看就知道英国早年的细瓷完全是模仿中国的。这里陈列的茶壶同我老家的完全一样,画的也是一个公子、一个娘子,只是画中人穿上了洋服罢了。可见英国制造瓷器的技术原是从我国引进的,所以至今英语瓷器还是叫China(中国)。

接着陈列的是公司创业人埃奇伍德一生改进英国陶瓷的经过,从模仿中国到自出心裁,创造独特风格,从日用品发展到高级的艺术品。这里还展出了他的日记,记着一次一次做的实验。他开始应用温度计,清清楚楚记下每次实验的温度、加料的成分、出品的颜色等。后来,埃奇伍德丢了一条腿,像潘光旦先生一样,但瓷器实验和研究工作还是继续进行,一直到死。这个公司的陈列室的橱窗记录下他一生的事业。

最后展出的是一幅大油画,画着埃奇伍德的合家欢。他的大女儿是达尔文的妈妈。埃奇伍德家族不仅有陶瓷专家,而且有科学家和人类学家。听说埃奇伍德、达尔文、高尔登等英国18和19世纪的知识界名人,大多是亲亲戚戚。他们都是英国士大夫阶级,从埃奇伍德到赫胥黎四代人,相当于中国的乾嘉时代。中国的乾嘉时代也是我们中国人聪明才智开花的时代,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盛世。我们乾嘉盛世的士大夫搞些什么呢?他们继承了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与顾亭林等人的搞考据、搞版本的传统,最后修成了四库全书。我们那时的学者同他们的学者一样都是封建制度里出来的人物,他们那里出埃奇伍德、达尔文、赫胥黎等。他们重实验、重调查、周游世界、知识渊博,形成一股风气。这个风气开了花。我们也有一个风气,书中出书,“万事惟有读书高”,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“书香人家”,书,书,书,离不开书,很少到实践里去。我很崇拜的严畿道先生也没有脱离这么个传统,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、实践的精神带回来,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。当然这也是应当引进的,但只有理论破不了封建。

我从这里想开去,想了很多问题:我们知识分子中间,要真正做到眼睛从书里边转出来很不容易,到现在有多少人是转出来了?看见了经典著作就崇拜,觉得引几句别人的结论就可以解决问题,这样的风气,似乎还没有结束。中英两国的知识分子,在这个上面有点分道扬镳了。这一分道扬镳,不过两三百年,就出了这么大的差距!

对这个问题,我们还应当多想一想。他们有这样的学风,有这样的人物,才能从封建主义发展出资本主义,把人类带进新的阶段。很多人曾为它花了功夫,有很多人曾为它而死,才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。这个制度现在已进入消亡的阶段了。历史在向前发展,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了。但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,一定要经过人们去创造。这个过程比从封建到资本主义还要复杂。因此,我们还得要学习他们早年的这一批人所代表的学风,搞实验,搞调查研究,不能靠坐在房里说话,不能靠书本来解决问题。这是我参观了英国的陶瓷之乡的感想。

在英国科学院的招待宴会上,我的老师雷蒙德?弗思问我:你1946年来后写过一本《重访英伦》,拿现在同那时比一比,你有什么感想。我说:这本书我已没有了,但我还记得这本书的第一句话:“这是很痛苦的,当一个骄傲的灵魂,活在一个瘫痪的躯体里。”我指的就是当时的英国。1946年世界大战刚结束,英国疮痍满目,许多事要做而不能做,丘吉尔说他主持的是一个为完成帝国解体的内阁。到现在为止,英国能一直在维持着安定的局面之下结束西方最庞大的帝国,这是不容易的。那位教授插话道:“不,没有麻痹!”我一听,直觉地接口:“是呀,这不是骄傲灵魂的声音吗?”这一点是值得骄傲的。他们没有服输啊!你看他们还在埋头苦干。

有一天我去拜访一位92岁的老太太。当我28岁写完论文后,曾请她给我润饰原稿。当时她是讲师,49岁,现已退休。我们谈了一上午,她留我吃午餐,自己烧菜给我吃。她给我一本刚出版的书——《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年》,描写她早年的英国社会情况,凭她的记忆,刻画入微,细腻惊人,对当时印象写得历历在目。她这样的脑筋是罕见的。我的老师弗思,81岁,现在他已封了爵位,在上议院里有他的座位。他每年要出一本书。不久要出一本大洋洲他早年调查过的一个民族的字典,是硬功夫。我还去看过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,也是我当学生时的讲师。她行动已经不大方便,但是她又送了我几本新出版的著作,而且说她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留在这个世界上。

这个盛着骄傲的灵魂的躯体,的确不能说已经麻痹了。它的情况怎样呢?当然,不能不承认:不那么灵活了,不那么强壮了。在上面提到过的陶瓷之乡,过去一直没有过失业问题,但是最近三年却不行了。那个城市的市长请我吃饭时,就抱怨政府允许台湾的瓷器进口,以致他们的市里也发生了工人失业。我又遇到一位社会工作者,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发生了和我们同样的待业青年问题。在英国,失业不要紧,失业工人有救济金,每月有40~60英镑,生活可以过得去。但是如果一个青年找不到职业的话,他就得不到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,也就成了“待业青年”,现在社会上出现许多严重问题,不少就是这一种青年搞的。因为紧缩教育经费的缘故,今年大学教师要有上千个失业,因此我在那里的时候,电视里出现了教师上街的镜头。在他们那里,过去社会上有不少没有固定职业的知识分子,靠写稿、画画等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我有个表弟,40年代是徐悲鸿的学生,去英国留学,没有回国,靠一支笔,每年开开展览会就可以活下来了,不要什么职业。可是他说现在不行了,他的画不容易卖出去了。不用再找很多数字,就可说明是经济萧条的缘故。整个社会是这样的空气。

英国在战后搞“福利国家”,财政负担很重。失业救济、医疗津贴、儿童免费教育,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保险,甚至老年公民坐公共汽车都免费。这一切都得要国家负担下来。财政越来越紧,工党政府搞不下去了。保守党“铁夫人”上台,要想改变这种情况,但改变不容易。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之下过日子的。民族问题也搞得很紧张,爱尔兰问题是大家知道的。“北爱尔兰民族自卫军”,杀人、闹事、搞恐怖活动。我在那里时,一个议员被北爱尔兰民族自卫军暗杀了。政府的保安人员怕他们有一天会搞到女王头上,所以劝女王出门不要再坐马车了,换个防弹汽车吧。女王回答说:“我们英国王室不能在恐吓面前低头。”这不又是骄傲的灵魂在说话吗?话是不错的,有气魄。可是能行吗?无论怎样,英国骄傲的灵魂的确还存在,她的躯体却究竟不如当年了。

“骄傲”二字在英文里并不是坏名词,也可以译作有志气。英国人民是有志气的。他们比以前是穷了,至少也可以说紧了。但这30年,有一点我觉得值得佩服的是他们的社会秩序一直很平稳、很安定。美国固然比英国有钱,但是在社会安定上差得远。两国的地下铁道、电车的对比就很明显,英国的地下铁道,今天还是我在英国做学生时候的样子,一切如故,好像四五十年前就是昨天一样。可是,美国纽约的地铁,乱得不成话,乌七八糟,简直不敢去坐了。英国的海德公园还是照样可以随意出入,随意讲话;美国纽约的中心公园你就不能去,去了可能出不来啦。英国的特雷福高广场,照样鸽子满天飞,而美国的时代广场呢?我也不好意思说了。

所以英国同美国还是有点不同,究竟是老牌。“老牌”不是在经济上,而在有个骄傲的灵魂。在知识分子里边表现得很清楚,像我的老师们,80岁、90岁还在刻苦钻研。他们没有生命快要结束、世界就要完了的感叹。他们不是为个人一世的虚荣,而是要为人类积聚知识。他们要通过实验去观察,去理论联系实际。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不如他们,我们要向他们学习。

这次在英国只有两个礼拜,观察不深,就是同一些朋友谈谈话。可是碰着的人,很多方面还是我的老师。

1982年1月于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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